中國醫藥大學

我們的家園-臺灣～本校「傑出校友講座」邀請黃榮村講座教授專題演講「台灣的家園認同、國家治理與地緣韌性」

日期：2026-04-16

資料來源：公共關係中心 吳嵩山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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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台灣的地緣韌性有兩個敏感點，一是能源供應通路、一是戰爭風險；都與台灣海峽、第一島鏈、與國際地緣政治有關。』前考試院院長、前教育部長黃榮村講座教授發表專題演講「我們的家園-臺灣」，以個人參與國政的經歷與宏觀視野，剖析台灣如何在複雜地緣政治中，必須「想出辦法，找到出路find a way out！」帶給大家前瞻性的啟發與多元思考。

中國醫藥大學陳寬正校友教育基金會3月28日在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B1國際會議廳舉辦「傑出校友講座」，蔡長海董事長蒞臨會場致詞全程參與，邀請在國家學術教育領域深具影響力的黃榮村講座教授，以本校榮譽校友的身份專題演講「台灣的家園認同、國家治理與地緣韌性」，分享參與國政的經歷與個人觀點，讓校院同仁獲益匪淺。

中國醫藥大學前校長黃榮村講座教授在演講開頭說，他以「榮譽校友」的身份來演講，這是第一次，回顧學校60週年慶的時候，學校首度頒了兩位榮譽校友，一位是洪瑞松教授，那時候洪教授已經沒有辦法來台灣領這個獎，當時我還代他講了幾句話，談到榮譽校友的時候，難免有點懷念他的意思。

「對於『台灣的家園認同』，首先我們要知道，這個家園認同是怎麼產生的；」黃榮村講座教授回首在台灣過了快80年，走過80年來的熟悉經歷，台灣在教育跟文化層面，有不同階段的集體情緒的狀態的轉折，在我出生之前的沒有經歷過以外，後面我全部經歷了。

民國38年左右，開始有我們講的「外省人」來到台灣，一些外省人的好朋友、好同學的爸爸都講過：「台灣人永遠不知道外省人流亡的焦慮。」但是同理，這些外省人也沒有辦法了解台灣人這麼多年來的悲情，或者李登輝總統講的「台灣人的悲哀」。這是對那時候的understanding（理解）；接著就是228、白色恐怖階段，大家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，這種集體的情緒狀態；黃榮村講座教授無奈的說，那時候，我們同年齡的都是在戒嚴的時候長大的，在不安時代底下的教育跟文化裡面來過活的，所以充滿了壓抑還有沮喪的狀態。

1987年解嚴，還有行為解放、校園自主，那時候也是知識分子、學者最被尊重的時候，相對於以前跟後來，知識分子角色能夠發揮的金色年代。

2000年政黨政治開始啟動，真的產生輪替，就是循環治理政府，現在政權已經輪替過三次，這帶來希望，接著集體情緒也有失落，因為，原來的社會它是有左派觀點，就是以社會的生活為主，而且社會正義過度為追求多元卓越，現在大家都是要多元、要卓越，難免有不少人有失落感；現在的兩岸關係，還有統獨爭議越來越明顯，兩岸緊張的關係，互動越來越高的時候，未來的不確定感就提升了。

講到「集體的情緒」，是情感的，由情感所引發的信念，比如統獨或者擁核、反核，這些都是情感引發了信念，信念裡面有很強的情緒成分時，從兩個現象觀察，它是不會隨時間而變的，也不因證據或資訊而變化，就是一個人有偏執或者嚴重的妄想的狀態。

80年是啟蒙的年代，黃榮村講座教授1980年開始在台大任教職，他懷抱理想熱忱參與公共事務積累豐富人生經驗；1977年到1987年，各種地方公職選舉、1977年中壢事件、1979年美麗島事件、隔年是美麗島事件大審、1986年民進黨組黨、1987年解嚴)，那時候被定義為「黨外黃金十年」。

這段期間，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、學運、環境運動、公民運動、文化運動、與文學主張(如1977-1978的鄉土文學論戰)，得以自由發揮之時，也是學者講話最有人聽、社會公性力最高的時候；當年很多黨外前輩在困境中逆勢上揚，創造出一種不自私、高道德標準，選舉時標舉著「清廉、勤政、愛鄉土」，一心一意要讓台灣出頭天的黨外精神，在風雨欲來下，在逆境中堅持基本理念倡議核心價值，寧願長期走鋼索，一步一腳印，與人民在街頭聊天，不會太快想驗收成果，這是一批令人感動的人， 令人感動的大時代，這是早期黨外的格局！

台灣集體的逐夢，黃榮村講座教授講兩個例子。第一個是1965年，美援停止，外資開始進入，隔年高雄加工出口區，差不多在同個時間，在台中潭子也開了一個很出名的加工出口區，有5萬多人，大部分是女工，1970年代台灣經驗中，光彩奪目的一部分--鳳飛飛剛出道，加工出口區女工喜愛她、不止愛，而且認同，將她拱成庶民歌后，

女工人看著鳳飛飛越看越看越覺得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為者亦若是。」他們都共同築夢，在工廠的休息的時間就唱歌，回家的路上也唱歌，四處都有歌聲，生命充滿希望，每個人覺得我可以像她一樣，這種人多都難得。

所以，黃榮村講座教授當教育部長的時候，就倡議成立一個叫「教育百人團」，推選100位各行各業的優異人士讓年輕人效仿；他還交代說：「第一個不要把王永慶放進來，因為那個做不到。第二個不要把證嚴上人放進來，那個也做不到，第三個不要把李遠哲院長放進來。」要放鳳飛飛、阿瘦皮鞋的羅董事長之類的，讓技職學生來效法，很多人都認同，蠻成功的。

第二個例子，1979年底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，之所以名字叫美麗島，是因為《美麗島》刊物在那一年創立，隔年「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」，那時是戒嚴時代，很多記者朋友秉持專業和無畏勇氣，大幅度的報導廣為人知，讓全國深刻體認，民主政治真的是可以透過集體夢來完成的，整個社會是支持這樣一個解放的氛圍，這段歷史，集體築夢，所以台灣的家園認同跟社會互動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形成的。

還有影響台灣同樣深遠的「公平正義」的概念，幾乎台灣的教育系統早期都是被這個公民教育理念所掌握；心理學家黃榮村講座教授認為，其實不管是家園認同或者是公平正義概念，它都是屬於感性的範疇，它不是理性的部分，譬如說統獨或維持現狀的辯論，這也是需要尋找最大公約數的感性議題，我們現在比較習慣的講究效率，利益最大化，損失極小化之類的概念，就是屬於理性範疇。

台灣社會的理性跟感性，我們應該是要來怎麼看待呢？哲學家大衛•休姆（David Hume）說，理性是感性的僕人，感性引導，理性是要來實踐的，換個方式講，感性是體、理性就是用；對台灣來講，家園認同是體、國家治理跟地緣韌性為之用。所以在談國家治理跟地緣韌性的時候，經常會涉及到家園的認同問題，當家園認同難以均衡，國家治理跟地緣韌性都很難穩定。

理性與感性如何均衡？當感性引導理性時，不良的情緒或感性，常誘導理智設計與實踐出危險或致命後果，如戰爭、納粹的種族清洗；好在感性與IQ不同，可以後天培育，人文元素可以培養出良性的感性。

黃榮村講座教授說，今天來學校演講，所以講一段醫學人文跟醫學教育裡面，它的基本精神經常是感性先行，理性隨之。我們的感性包含讓學生學習與實踐「不忍人之心」，了解公平正義，什麼是人性關懷，到第一線關懷弱勢、將解剖學習當為第一個專業與人文介面的起點。

先學做人、再做醫生；最早寫在世界第一本醫學教育改革《Flexner Report(弗萊克斯納報告)》的主張，接著約翰•霍普金斯大學的創辦人之一的William Osler（威廉•奧斯勒）內科醫師，也曾講過此觀點；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高木友枝校長也曾強調「先學做人再做醫師」的精神，後來台大醫學院黃崑巖院長的時代也提倡「先學做人再做醫師」，這意思說，你要先培養你的這個感性，良好的感性以後，再來學專業的知識，而且要建立認同，毋忘初衷，這都不是在講理性，就都在講感性。

所以，黃榮村在校長任內，學校辦了連續四年的「重返史懷哲之路」，到非洲也在學校，跟史懷哲基金會共同辦活動；當年有一位學生洪上凱，現在是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，後來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，在2023年7月到加薩走廊執行人道醫療任務，10月遭遇哈瑪斯與以色列戰爭，在戰爭危險之地從事緊急醫療與人道救援工作，回來後出版一本華文第一線實錄，洪上凱告訴黃校長：「多年以前參加的史懷者之旅，學生建立無私奉獻的火苗，燃起了心中一點光。」當然，黃榮村講座教授客觀的看法，不可能每個人都去奉獻，少數幾個人能把這個火苗把傳下去，非常重要。

80年來，台灣在解嚴前後進行多項改革，如經濟與經營改革、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、行政改革，司法改革及教育領域多項改革，還有幾條社會文化的軸線發展，第一個是社會力的解放，從壓制到解除管制，接著可以看到，政治行為的解放，在野勢力興起，所以促成了政權政黨的輪替；然後思想格局的解放，就是現在的狀態，我們有成就、有自信，而且希望能夠自主。

台灣的現代化過程，很清楚可以看出來有一些矛盾並存現象；台灣是右派社會、左派理想，但沒有左派措施；台灣年度稅收佔的GDP的比小於13%低於國際平均，收這麼低的稅收，理論上應該是「小政府」的格局，但卻以「大政府」在運作教育、醫療、與福利措施，像大學學雜費就不能漲，健保費不能隨便漲、還有長照(稅收支付而非保險)。

台灣的教育結構與功能，歷史上為歐洲身(如學制與退休)，私校法則是社會主義立法(捐資興學而非投資辦學)，但現代化後，加上一個美國頭，成為歐洲身、美國頭，或社會主義身資本主義頭。在國家經費不足下，教育懷抱左派理想但無左派措施，每年國家高教預算千餘億，不如北大清華一校，因此，台灣一流大學在國際相對位置上直直落，一流大學是國家競爭力火車頭，20幾年前，台大排名是兩岸與華人世界第一呀！

台灣社會的狀態，黃榮村講座教授回顧國家治理的過程：

1.1950年台灣電力裝置容量27.6萬千瓦，1965年美援停止，電力擴增至118.6萬千瓦。台灣成為外商眼中適合投資國家。
2.1973全球石油危機，1974-1979啟動十大國建，規劃興建核一核二核三廠。這是國際認定「台灣經驗」之關鍵期。
3.1990年電力裝置容量1.7萬MW(1,700萬千瓦)，2000年3萬MW，2100年4.7萬MW，目前全國電力總裝置容量達6,400萬千瓦，台電本身占一半，其餘為民營電廠與自用發電設備。
4.1968年開始建一輕以迄六輕，1980年代石化產業(含塑橡膠、紡織製品)全盛期，出口比重高達出口總值的33.1%。1990以迄2010年代，仍維持超過2成以上比重，是台灣過去外匯主要來源。
5.2020年代以後，出口總額大量傾斜，從石化轉往IT與半導體產業，約占60-70%，台積電角色特殊，占出口總值約20%，占全球晶圓代工率>50%，五奈米以下製程>80%。

這是地緣韌性的重要環節，惟國家治理面臨如何均衡發展的困境：如何看待大量就業人口的傳統產業端，以及如何處理台灣高科技業產值雖占GDP超過15％，卻僅聘用約6.5％勞工之類問題。

台灣半導體產業始自1970年代，1973年成立工研院、1974年決定引進IC製造工業、1977年建立四吋晶圓示範工廠、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。

孫運璿(行政院長)與李國鼎(政務委員)推動籌設竹科 (1979)、訂頒科學技術發展方案(1979)，提出攻堅重點科技課題，如能源、材料、資訊、生產自動化、生物科技、光電科技、肝炎防治、與食品科技等項。台積電於1987年設立1994年上市，已經是後面的事情。

台灣的防疫經驗、救災與重建動員機制、以及在醫療令人印象深刻。半導體與晶片產業，已足可左右世界局勢。這種成果與名聲有相當部分要歸功於過去文官體系的高瞻遠矚。

該體系所設計出來的科學園區及策略產業推動機制，透過行政院科顧組與顧問會議、經建會、全國科技會議、國科會與經濟部、大學高階人才培育、與行政院開發基金，結合民間才一步步走出今天這個地步。

6.台灣環保運動與自力救濟，集中在解嚴前後(1986與1988)到1994年間，多達百餘件，這段時間應該是環境/環保學者專業形象及公信力最高之時；1980年代中期，環保經費占比<0.5% GDP，1990年代已大於2%GDP。

7.1999年921救災安置與重建經費，約1.7% GDP(>2,000億)，國際同級災害約編列1% GDP；民間捐款(>340億)占政府編列經費約1/7，國際以神戶地震與Katrina風災為例，約1/25。

8.現在台灣名目人均GDP>4萬美元，與南韓大約相當；PPP購買力平價>8.8萬美元，高於日韓。

台灣的地緣韌性，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；崛起國與霸權國的對抗形成「修昔底德陷阱(Thucydides trap)」，當年雅典勢力不斷增長讓斯巴達產生的恐懼，最終爆發長達近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。當代的「修昔底德陷阱」也在美中之間形成，美中是否終須一戰(或嚴重多元的科技、產業、與軍事惡性競爭)，大家都在猜，牽動台灣甚巨。台灣地緣的角色越來越重要，但是大部分都無法操之在己，但必須find a way out。

黃榮村講座教授認為，在不確定狀態下，國家重大政策規劃與決定，先要有具正當性的政策目標，如台灣的能源配比、核能政策、全球暖化因應，還有兩岸互動以及強化地緣性，可做損害極小化與利益極大化計算(理性情境)，要想辦法把它的不確定性降低，才能夠做好解決問題，然後Radical Uncertainty（極端不確定性）變成risk（風險下的決策），再降為certainty（確定的決策），我們才有辦法解決問題。

台灣打造出半導體王國之聲名，與後來新AI需求，成為川普政府積極收編對象，兩岸緊張又急劇升高，地緣政治不穩定性出現，如何降減不確定性(極端不確定性轉為風險可控)，又能調控敏感的認同拉扯，黃榮村講座教授諍言，最好策略是分而治之(divide and conquer)， 先將複雜的問題分解出可計算可處理的成分，之後設定優先順序尋找可接受方案，這也是一種降減不確定性的好方法。

英籍美裔小説家小說家Henry James（亨利•詹姆斯）說：「生命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候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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